搭上Emirate航空的飛機，即使只有Bowen 777的機型的經濟艙，其視聽娛樂系統，寬大的LCD螢幕(觸控、platform、提供USB充電和多國充電插座、也贈送個人清潔組(牙刷、眼罩和襪子)，以經濟艙的消費等級來說算是很好的。先從台灣前往杜拜 (Dubai)，然後在杜拜轉機等待約三個多小時，然後再轉往Barelona，這段航班是Airbus A380的巨無霸機型。來自杜拜的Emirate，當然飛機上都有介紹杜拜，除了世界最高的Dubai Tower外，影片中介紹的包括有各式各樣的Mall、水族館、冰宮滑雪場、草地上打馬球，都是極盡美麗奢華的設備，飛機上的短片很快速傳達了Dubai要給國際旅人的第一印象。但是，此時的台灣也正有重大事件發生。

台灣最近紛擾不斷，三月份去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出國第二天太陽花學運發生；這次出國前，雖然已經知道林義雄要禁食，但是這一週出國，所引發的後續效應也不小。在大學時代，我只略為知道林義雄先生，遭受到的政治迫害家庭慘劇，在台灣的民主史上，不論如何都是不能抹滅的一段。之後，他開始投入反核運動，跟充滿熱情的政客臉孔比較起來，林先生可以說是一點都不吸引人，特別是在聲援太陽花學運時，只有一張聲明稿，然後就是默默的靜坐支持，這真的一位謙卑有守有則的老前輩。隨著自己的年紀漸長，開始發現「內斂」其實是門功夫，這年頭大家都喜歡刺激、熱鬧和噱頭，實實在在做事但卻不張揚的，算是非常有修為的。 閱讀全文 →

年關到了，很多人都收到許多新年賀卡，或是不同工作單位間的忘年會卡片邀請，有人說：真的不知道怎麼回覆。這時我腦海中出現的是在「挪威縮影」這本書中所提到的「沈溺於疏離」：挪威人這輩子練就了一身獨處的本事，而且不善交際，一輩子常交際的人可能五之手指頭數的出來。挪威縮影的作者是李濠仲，他本身是「外交先生」，婦唱夫隨跟著從事外交工作的太太外派到挪威，憑藉著記者的專業訓練，從生活中長期觀察挪威，算是一種深入的在地觀察。

關於挪威的新聞，大概就是2011年7月22日所發生的恐怖攻擊，始作俑者是金髮碧眼、皮膚白皙的土生土長挪威人Anders Behring Breivik(布列維克)，而我卻不禁想像這事情如果發生在台灣，我們會有什麼樣的反應，而李濠仲的「安然無恙不比遺憾好-挪威七二二屠殺案」的這本書，這可以讓我們做一個很不錯的思考與反省。 閱讀全文 →

上個月中，晚上剛好看到公共電視的「正義：一場思辨之旅」，主要的內容是用「金錢」定價的這回事(Putting a price tag on life)，同時間也談到了損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前幾個月，當我讀到「正義：一場思辨之率」這本書中的第二章—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功利主義時，剛好遇到我碩論所作的成本效益分析，我也曾經思考咀嚼過。這時，我也想起Paul Farmer的愛無國界這本書中，他對成本效益分析的批判：在資源永遠有限代表的意思，多半是：切合實際，從這裡可以看出Paul Farmer對於許多成本效益分析的疑慮。

當然，從愛無國界的書中的不分內容，不適合直接揣摩Paul Farmer對於成本效益的全面看法，但是針對於他所經營的Partners In Health (PIH)而言，我相信類似的成本效益分析，一定在計畫的檢討或規劃，占有某種程度的角色。在課程中，Michael Sandel想用損益分析，來凸顯邊沁(Bentham)功利主義的實際應用與矛盾，使用的例子也很直覺，馬上可以感受到為人命「定價」的矛盾與衝突。但是，若只用這些例子，就要說明損益分析本身的方向是錯誤，替人命貼上金額就是道德遲鈍，我還是覺得有矯枉過正，或過度簡化損益分析的本質。損益分析的確是要「切合實際」，但在整體的分析上，重點不是一切都可以用金錢來量化，而是在當下的情境下，我們可以接受怎樣的條件，在現實中做出選擇，「價格」只是其中一個依歸。況且，在醫療領域的成本效益，常用的付費意願，通常是：多挽救一條人命，要多付出多少，而非「一調人命多少錢」，這在本質上是有所不同的。換句話說，成本效益分析，用在比較兩個替代方案的優勝劣敗的情境下，可能較適合，而比較不適用於課堂中舉的例子：當車子引擎的安全性有問題，但卻設計一個成本效益分析，來試算出一個價格，來說明不需要修改引擎設計的理由，這似乎扭曲了成本效益分析的原意。不過，我覺得Michael Sandel並無意討論成本效益分析的好壞，或適用性，而只是想利用這個情境來說明邊沁的功利主義罷了。 閱讀全文 →

最近苗栗大埔事件，真的讓人看了是忍無可忍，雖然我不是在地人，也不是農民，但這段時間，看到推土機開進稻田，又想到去年劉政鴻毫無預警地剛推倒古窯，今年六月九號又安排怪手毫無預警地開進稻田，實在難忍什麼都不說。

當二十台以上的怪手，猶如六四天安門的坦克，毫不猶豫的開入稻田，再動員兩百人的警力阻擋民眾，真的會很難想像這真的是在台灣嗎？是在民主國家的畫面嗎？在這之後，吳敦義只對苗栗大埔的事件表示：程序不錯，過程差了一點，所以美中不足。他沒有提得是，98%的地主之所以繳交土地權狀，只是因為沒有選擇中的選擇，招開公聽會的時候，政府靜悄悄，要叫人繳交土地權狀時，可是雙掛號急送到府，這程序還沒有問題嗎？ 閱讀全文 →

藍毛衣，是一本可以鼓勵人心和堅定志向的好書。

作者Jacqueline Novogratz，是非營利『創投機構』聰明人(Acumen Fund)的創辦人兼執行長，書中描寫了她從希望改變全世界開始，大學畢業後進入金融界，因為聽到孟加拉的經濟學家尤努斯(Yunus)創辦的鄉村銀行和微型企業，讓她離開大通銀行，到了肯亞踏出她改變世界的第一步。 閱讀全文 →

鷹眼(Eagle eye)，是描述一個無所事事的男孩和一位單親媽媽，被神祕電話控制威脅，去做一連串的危險事情。片中有許多的飛車、爆破和追殺畫面，的確是像一部標準的動作片。男主角是演過變形金剛、印第安那瓊斯4的西亞．李畢福(Shia LaBeouf)，不過，如果注意一下這部片的執行製作(executive producer)是史蒂芬史匹柏，對於誇張劇情後的省思，就不令人意外了。

表面上，劇情有點像全民公敵，人類太過依靠電腦科技和人工智慧，而招致反噬。超級電腦的邏輯設計，是分析各式各樣的資訊後，提供可靠的情報判斷，避免錯殺無辜，這在清楚不過邏輯，卻在美國政府「寧可錯殺一百，也不可放過一個」的反恐理由下，自己違反了自己所設立的原則。很諷刺地，超級電腦的反噬，只不過在執行自己的程式邏輯，判斷政府的所作所為根本就是「恐怖份子行徑」，所以才啟動一連串的暗殺動作，剷除危害人民的政府官員。 閱讀全文 →

痛快的看完一本書，然後又有深深的觸動，這本由顧玉玲所寫的「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就是最佳的代表。

當然，與這本書相遇，或是認識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都是老婆的遠見，從家裏的「2009年多元文化月曆 」到這本書，讓我對於TIWA這個組織，或是周遭生活的「他們」，能有更深切的認識。

家醫科的工作，很多時候要到病人家裏(所謂的居家護理) ，和到長期照護機構訪視住民，即使在一般病房或是安寧病房，也常遇到許多外籍看護。另一個深刻的印象，是在支援壢新醫院時，獨自看完一百多位，剛在中正國際機場下機馬上就到醫院報到的外籍勞工，一個個深邃的臉孔，有點慌張的眼神，我拿著用印尼文、泰文、越南文或英文的翻譯紙張，像警察盤問似的一個個問：你有沒有得過這些病？他們慌張，我卻因為「防疫」理由，面對許多出自來到異國的移住者，必須尷尬的執行國家政策，剛下飛機後，就要全身體檢，然後強迫抽血、驗尿和大便，不知道是我們的防疫網夠堅強，還是我們太恐懼！就如同書中提到的，外勞不能捐血，因為防疫理由，我們對這些藍領的、東南亞籍的、低階勞動者，有定期體檢追蹤和禁止捐血，但是白領的、西方的、投資型或技術型的外籍人士，卻沒有特別關注，似乎已經明顯的看出「防疫」背後的真實恐懼與歧視。 閱讀全文 →

2009年才剛剛開始沒多久，馬上就看到令人非常生氣的新聞—「翹臀供男揮毫 女模噙淚」。

俄羅斯女模-翹臀上寫春聯

台中家具名床年貨大街昨起在台中世貿中心舉辦，主辦單位要求4名穿著清涼的俄羅斯女模，在臀部貼上空白春聯，趴在地上供四名男子口含毛筆書寫「破盤」，四名女模勉強照辦，但均低頭緊摀臉部，其中兩人起身時似隱約拭淚，兩性專家痛批：「把女性物化成玩具、太不尊重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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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血衝突後，不論是平面媒體，或是電視媒體，開始檢討這次的暴力街頭行動，大家急忙著要為這次的流血衝突找出應該要負責的罪人。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是不是應該為此負責？我想是的，身為一個領導者，在發起街頭運動，在台灣這樣意識撕裂的環境下，早就應該有場面難以控制的準備，縱使我們知道，在拒馬前丟雞蛋，或丟擲汽油彈的人，可能有來路不明的黑道茲事，但是不能用此藉口來卸責，況且在指揮車上，沒看到她安撫民眾，看到的只有激動的言詞，也不見民進黨的黨職人員出來介入，或是糾察隊來引導後續的活動，我只會猜：這是民進黨想要偷偷收尾落跑。後來只見蔡英文招開記者會，與不知來歷的黑衣份子劃清界線，蔡主席這步反應和切割之快，怎麼不見她在陳水扁和王定宇的事件上，做出如此果決的決定呢？ 閱讀全文 →

沒有資優班—珍視每個孩子的芬蘭教育(Cherish Every Child)，既芬蘭驚艷後，在台灣近來第二本關於芬蘭的書籍。不過跟芬蘭經驗有些不一樣，這本書全部都在談芬蘭的教育，旅居芬蘭六年的作者Yolanda，從對芬蘭教育特色的興趣出發，探訪了芬蘭境內的大大小小，遠遠近近的學校，為讀者們揭開了連續多年，在許多國際組織的評比中都拿報佳績的神祕面紗。

40多年前，芬蘭進行了教改，從最北邊的城鎮開始，一路往南推動，改變了舊式「學、職兩軌」永不交集的制度，改革前芬蘭採取能力分班，但1985年終於取消了能力分班；在教改開始20年後，中央行政機關解除了對地方教育體制的嚴格規定，不再對教學內容與目標施加過多的管理，中央從此只負責釐訂課程大綱，而讓地方政府去真正落實第一線的自主教學，而這些努力成就了「全世界落差最小的教育體制」。在芬蘭，沒有所謂的資優班、沒有制服、沒有督學、上課時間彈性自由、考試次數不多、學校不作排名、老師不作績效考核，也不標榜任何的菁英培養或競賽，評估和考試，都是為了讓學生知道從哪裡去自我改進，不是挫折學生與老師的士氣。 閱讀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