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hur Kleinman 最近剛結束來台訪問行程約一個禮拜,而最近Lancet的一篇短文comment提到Do not forget culture when studying mental health,都提醒了我們對於精神疾病診斷時,都應該回到本土文化、心理的脈絡和觀點裡,重新出發,而不是緊守著心理疾病診斷統計手冊(DSM-IV) 罷了。如果,你覺得到目前為止,這些觀念你是第一次聽到,那麼這代表我們早已犯了許多錯誤。
Arthur Kleinman (凱博文),在西元1970年代來到台灣,探討精神醫學和人類學間的關係,並發現中國人心理狀態的身體化(somatization)現象,所以一套標準的DSM-IV或許適用於美國白人,但要套用在中國人或是不同種族文化背景的人身上,其實只會發現這群人怎麼都是「病」。就像文中說的一樣,當人類學家早就支持這樣的觀點時,公衞和醫界卻遲遲沒有把這樣的觀點納入研究或是臨床practice中,直到不斷重蹈覆轍後,才願意承認這樣的錯誤,把文化差異列入精神疾病的考量,早應該是必要條件,而不是放馬後砲用的批評用語。
當這篇文章出現在9月15日的Lancet期刊時,我興奮的跟老婆佳芳說這件事,結果只見老婆推推眼鏡,說道:這不是其他學科老早就發現的事實嗎?在西元2007年的醫學期刊裡終於發現這個「化石」般的「真相」,這未免也太令人驚訝;不過這也值得高興,經過三四十年的努力,醫學終於發現其他學科,也扮演了解決自身問題與盲點的事實。
當Arthur Kleiman被邀請來台灣演講,針對culture in the clinic: an anthropological critique and model of best practice的演講時,希望大家看到的是其他學科對於醫學的批判,和可以進步的空間;而非只是因為他是一位精神科醫師,所以才因此受到重視,如果如此,那麼我們真的視野實在太小了。遲鈍的醫界,花了這麼久的時間才發現昭然若揭的真理,而台灣的人類學家,或許也應該走出學術象牙塔,多做一些改變事實的努力,當然,我們也期許台灣能有更多類似Arthur Kleiman的人可以展現跨學科的價值, 並未這個封閉的領域帶來更多的刺激和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