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這個地方的人缺乏自信，他們便無法從容展現自己的文化、自在地與遊客分享自己的生活。」

                                          ──創立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的著名公益推廣者嚴長壽先生在《為土地種一個希望：嚴長壽和公益平台的故事》（2012，天下文化出版）分享了「『給自信，而不是給錢』，才能真正讓受助者學習如何自立」的看法。

回頭想起在赤道上的非洲島國日子，竟已是七、八年前的往事；而當地友人在離別時合送我的獨木舟划槳手木雕禮物，還靜靜地躺在家中電視櫃上，無時無刻地提醒著我關於那段美好的海外服務歲月。

海外醫療替代役是我人生最重要的轉捩點，一方面幫助我從對未來發展茫然的醫學生，轉變為體認到自己如何在「醫生」角色中扎根、發揮及回饋；同時，也讓我了解到無論是國際衛生或國際志工等服務領域，其實包含了性別、全球化、公共衛生、衛生政策、醫療人權、外籍移工和新住民等議題，是需要多元專業及領域、跨文化團隊來合作達成，絕非是一人英雄或醫師可獨自完成的領域。

此外，我最重要且最豐碩的收穫，是認識了在生活或志趣相投的牽手。我們因為一同完成「糖尿病藥物募款行動」的關係而結緣，之後，我們持續這份關心與興趣，我轉往專業醫療能力的培養階段，而她則走入國際志工專案執行與教育培訓的領域，一如往昔，與我志同道合且並肩努力。

這幾年來，相關的活動、書籍出版越來越豐富，大學生參與國際志工的機會也如雨後春筍的越來越多，透過我與太太實際參與相關的援助專案及學生國際志工參與規劃等經驗，我們發現這近幾年台灣的國際衛生或志工的發展有幾項不足之處。首先，許多歷練豐富的國際志工服務或動人的故事，多數是來自長期耕耘的駐點服務。這樣的服務經驗，或許會有許多感人銘心的故事，讓人熱淚盈眶或悸動不已，但是對於大部分的人來說，我們都不是「背起行囊」就可以一走了之的人，因為我們的根與生活都深植於台灣；尤其是進入社會工作及擁有家庭生活後，長時間的蹲點服務方式對多數人來說是相當遙不可及的目標。第二，長期駐點服務的經驗，無法直接複製到短期的國際志工服務。這些問題往往會讓服務活動結束後，造成結構性的問題－即「沒有方向的前進或延續」，這樣的狀況在學生志工團體最為常見。第三，志工團體的行前訓練課程，缺乏有系統的整合和訓練。團隊出發前，總是可以發現訓練課程多在「經驗分享」和「了解在地風俗民情」，對於國際志工援助和合作模式、異文化接觸的田野服務或專案實務等訓練，可以說是付之闕如，也少見對於較為成功合作模式的討論與介紹。這些問題觀察與服務需求，也促使了我與老婆，逐步發展從校內的學生志工到專業志工的國際志工相關專案執行與教育培訓課程，以協助各專業執行、整合資源的服務模式與訓練平台為目標。

這幾年我一直在想，是否有一種新的短期專業志工模式可以發展，就像這麼多屆的海外醫療或公衛領域的替代役役男或許多曾經參與過國際志工服務的各界專業人士，回到台灣後，在自己的專業崗位上，如果還想要有機會持續參與國際志工或服務的相關工作，除了滿腔的愛心與服務熱情，是否有方法能在保有原來的工作及生活之餘，還能對當地進行具有效率及效益的服務工作？

此外，長期駐點的醫療團，其實也會面臨人員的定期交換，從替代役的時代起，我就發現要完成醫療團所做的「業務」並不難，但似乎卻缺乏更整體性且一致性的計畫背景，數據化的科學數據更是付之闕如，譬如：在地的公衛或流行病學資料的時有時無，或是成果報告看不到數據或效益佐證，替代的都是「案例分享」(Case reports)，或是「案例系列陳述」(Case series)，雖然短期可能感動閱聽者的情緒，但是長期來說，卻是缺乏大眾長期支持或專案志工有目標投入發展的說服力。正如家長對於家教老師的期待，很少人會認同不斷地教學但「孩子卻無法獨立學習或自立」的是成功的家教方式一樣。當然，國際志工參與方式與服務模式也反之亦然。

國際衛生或國際志工領域，近年來方興未艾，每隔一陣子就會發現出版社又出版了某人某地的志工服務經驗，值得開心的是這代表有愈多人走出台灣，也用心的整理工作心得與記錄；不過在這個同時我也發現在這麼多年後，仍然沒有系統性的課程出現，特別缺少田野調查與分析，多著重在個人經驗的傳承與分享。我認為國際志工服務，乃包括國際衛生領域，絕非只有「臨時性的義診或緊急援助」（如無國界醫師類似的援助）或「長期志工蹲點服務」等模式，而且語言也絕非服務的障礙。如果這是一個從台灣延展出去與世界接軌的橋，那我們也要用大格局來規劃，「整合、系統、架構與平台」是我們認為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展望未來，我希望不同的專業人員，都能透過客製化的志工訓練課程，讓專業得以發揮。換句話說，讓「專業做專業的事」，就是尊重國際志工訓練專業，在具備國際志工的視野、態度與能力後，才有可能讓個人的專業進行利人利己的發揮。

最後，我以台灣第一位「無國界醫生」宋睿祥醫師在《回家的路  是這樣走的：無國界醫生在葉門》書中的幾段話暫時作個總結：

「……如果只看人的一生，是何其短暫，何其不公平，只因為這個生命是降生在一個落後的世界，就必須忍受那樣的磨難，戰爭、饑荒和各種痛苦的疾病，我無法解釋為什麼是這樣？……」「……因為痛苦，我們因而升起了悲憫之心，想要為苦難的眾生解除這一切的苦難，醫生是在醫治人的身，而人身本來就不是永恆不滅的，所以醫療有其極限。救援工作亦是如此，一群有理想、有愛心的人，或許可以為苦難的地區帶來一絲曙光與慰藉，但那也是有極限的，那做這些事的意義又何在呢？……」「……我慢慢了解，為別人貢獻，不是單純地去改變別人。人在災難恐慌之下，整個局面根本不是能輕易改變的，我們何德何能，可以去改變另一個生命的定調軌道？若是這一切看似無望，我們是否還需為別人服務與貢獻呢？答案依然是肯定的，因為這其中有著更深的密意──在為別人付出的同時，我們才能看見自己的渺小，也才能謙卑地面對眼前苦難的生命。……」

原來，生命的短暫出走，離開熟悉的生活環境及工作模式，到異鄉去奉獻與服務，除了貢獻點些微的改善力量之外，透過文化衝擊、團隊與專業間的合作與比較差異，終究是為了讓參與者產生「出去，是為了再回來」這種重新審視自身的生活體悟，每一次的服務成果與感動，終能在生活與台灣的土地上落實並能持續開花結果。

希望，從非洲到喜馬拉雅山，老婆與我可以創造新的國際志工訓練服務模式。